“这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。”
狄更斯在《双城记》脍炙人口的那句话来形容当今的玉雕行业在合适不过了。纵观当前玉雕和制作，随着工具的改进，玉雕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，可以达到极其细致的工艺水准，一些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和玉石雕刻大师创作出了大量与时俱进、精美绝伦的玉雕作品。
然而，市场上仍然存在着大量粗制滥造的玉器，一些商家或者手艺人急功近利，任意挥霍手中宝贵的玉石资源，让人心痛不已。
进入20世纪后，随着勘探技术的极大提升，采掘工具的改进，人类采取玉石的能力越来越强，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和田玉的疯狂式采挖，青海格尔木玉料的发现、俄罗斯玉料的大量引入，还有韩国春川玉、岫岩河磨玉等透闪石玉料的发掘，造成了市场上玉料“过剩”的现象。
与此同时，伴随着珠宝玉石市场的蓬勃发展，玉石创造出的价值吸引大量的从业者进入，追求短期利益导致了玉石粗制滥造现象的丛生，包括像和田玉籽料这种稀有的宝贵资源也被随意的挥霍糟蹋了。
“玉厄”重现？
杨伯达先生曾指出，明末商品玉在追逐利润的经营思想的影响下，劣质粗工的玉器常常充斥着市场，其工艺、艺术水平大为降低，在玉坛上出现了重大缺陷和第一次扭曲。
清代乾隆皇帝由于自身是玉痴，十分关心玉雕，他曾六下江南，每到苏州均要去了解玉器加工行业的发展，他“发现专诸巷玉器有裁花镂叶，极其繁缛，或以玉之轻重论价，不肯多去瑕疵等特点”，乾隆帝称其为“玉厄”。杨伯达先生把这个阶段称之为我国玉器史上第二次扭曲失常。
可以看出，现在玉器行业的一部分现状跟明清时所谓的“玉厄”现象是如此的相像，那么现在是不是正在经历中国玉器史上第三次“玉厄”？再过几百年，后人手里握着这个时代的玉器，会如何评论这个时代的玉雕？
行业需要反省自查，国家也要有相应的行为，因为玉石不仅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，而且自古以来更是君子德行的物质载体，任意挥霍宝贵的玉料，上对不起祖宗，下对不起后人，更对不起中华绵延近万年传承下来的玉文化。
危机也是转机？
明中晚期虽然经历了第一次玉厄，但也出现了陆子刚等一批琢玉高手，其一些形制仍然影响着现在的玉雕界；针对第二次玉厄，乾隆帝提出了师古与画意等良方，以克其厄。
师古，无外乎就是仿制，但跟现在玉雕行业内的臆造、歪曲和拼凑完全不同，乾隆通过发掘出的古玉、传世玉器和宋朝《古玉图考》等进行系统仿制，并不是随意滥仿；画意也是有效的方法，玉雕跟绘画不可分割，当时清廷的造办处、如意馆、金玉作、启祥宫等机构汇集着那个时代最好的画家，包括像郎世宁等西洋画家也参与到了玉器设计。
而且，宫廷玉器的制作乾隆皇帝都要亲自对画稿进行审定，不满意还要修改，甚至推倒重来。这对当今的玉雕有两个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首先，绘画是玉雕的前提。看到玉雕二字，第一感觉玉主要是雕刻琢磨，这一点不假，但是，雕什么却是雕刻的基础，也就是绘画设计。现在行业内的从业人员，大部分都没有进行专门的绘画训练，先跟着师傅学，至于雕什么，都是师傅来定，感觉雕刻的手艺熟练了，就又跳槽或自己单干，然而基本功还未真正掌握，进而导致雕刻出来的作品缺乏美感，甚至不伦不类。一个好的玉雕作品，绘画设计和雕刻琢磨两者缺一不可。
其次，继承是玉雕的基础。不止是玉雕行业，这个时代的其他艺术都需要创新，然而，创新不是凭空来的，更不是“天外飞仙”，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和学习。师古不是拟古，是为了更好的创新，乾隆工就是在师古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中国玉器史上的一个新的高峰。
中国有8000多年的用玉历史，历朝历代的玉器都有不同的风格，玉器与当时的宗教信仰、政治制度、社会风俗息息相关，纵观玉器的发展历史，题材丰富，有很多值得细细挖掘的元素，而目前传承下来的还是远远不够。玉雕不是近10年或20年的玉雕，而是可以追溯8000年的玉雕，《资治通鉴》里开明宗义指出，“鉴于往事，而有资于治道。”玉雕更是如此，建议广大从业者系统学习中国古代传统玉器史，加深对中国玉文化以及玉器历史的了解。
玉器“首德次符”
那么，当代玉雕要往何处去？按照儒家经典说法，玉器“首德而次符”，君子比德与玉，君子佩玉的目的是要精进自我的德行。特别在春秋战国时期，也就是中华文化的“轴心时代”，玉器与礼仪、德行密不可分，玉器超越了单纯的物质，而变为国家治国安邦、世人修身律己的重要载体。
到了汉代，玉器被官方垄断，变为皇家贵胄的珍宝，并把葬玉发展到了极致，金缕玉衣就是最典型的代表，这说明了汉代的人认为玉代表着一种不朽的精神，这是我国古代朴素的信仰；进入唐宋后，玉器逐渐世俗化，变为人们赏玩佩戴的饰品，但玉器题材仍然都是象征吉祥如意与美好生活的，这种延续一直到今天仍是主流。
从我国的玉器发展史可以看出，玉器一直以来都具备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。“君子无故玉不离身”，玉不离身，首先要拥有玉，言外之意就赋予了玉石物质属性；“君子比德与玉”，意味着君子的德行要与玉石相符，五德、七德、九德、十一德都是为了以玉为参照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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